代理联名谴责基因编辑婴儿122名中国科学家招标

  昨天,“知识分子”在微博发布“科学家联合声明”,对此项研究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声明指出“这项所谓研究的生物医学伦理审查形同虚设。直接进行人体实验,只能用疯狂形容。”本次联合声明由122位科学家共同签署,其中,有9位浙江大学的学者。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几位签名表示反对的浙大学者。

  “如今还在对这件事情进行调查,如果调查结果是真的话,我是反对的。”浙大医学院神经科学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马欢说。

  浙大医学院的汪浩教授,也在联署声明之列。据浙江大学官方资料显示,汪浩曾在国际著名的转基因小鼠基地美国杰克逊实验室进行博士后研究。

  “因为CRISPR基因编辑技术虽然是比较成熟的基因编辑技术,但可能存在脱靶问题,也就是说具有潜在的风险,并不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这是一把双刃剑。”汪浩认为,因为潜在的危险,如今这项技术还没有准备好被使用在人类身上。

  在汪浩看来,这个事情在伦理上是通不过的,“因为CRISPR基因编辑技术可能带来不可预测的基因变化。”汪浩举例说,这种编辑可能会在其他基因区域产生一些不可知的基因序列的变化,“直接做人的基因操控是非常危险的,以后她们还要结婚生孩子,这些不确定的可遗传的遗传物质会遗传下去,混入人类的基因池。”

  所以,汪浩认为,这种先例是不能开的,“大家一定要抵制、要反对,也呼吁法律机构介入,大家都要很慎重考虑该怎么办?我们联署声明,是希望有关部门可以重视这件事情 。”

  浙大医学院的孙秉贵教授,上午就看到了这个新闻,表示反对,所以就在联署声明上签了名。孙秉贵的研究方向是神经生物学,他呼吁,法律法规上,对这样的事件,一定要严格。

  正如联署声明里写的:“国家一定要迅速立法严格监管,潘多拉魔盒已经打开,我们可能还有一线机会在不可挽回前,关上它。”这,也是孙秉贵和所有署名科学家的期望。

  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王立铭,第一时间在“得到”APP撰文,解释为什么科学界如此气愤、这件事到底有多不靠谱、为什么绝对不能原谅。王立铭在文中指出,这条消息让他个人非常愤怒。

  “我算是一个比较熟悉基因编辑领域的生物学家,2016年年初还出版了一本书专门解读基因编辑技术,书名叫《上帝的手术刀》。这项技术现在仍然充满未知风险。所以我认为,目前就在人类个体身上尝试高风险、又几乎没有任何健康好处的研究,不光是不科学的,更是不道德的。这是对人类尊严和科学精神的践踏。通过基因编辑的办法给孩子提前做好艾滋病预防,又有何不妥呢?我的回答是,非常不妥!不可原谅!”

  王立铭在文中强调,“基因编辑技术至今仍然是在蓬勃发展和快速推进的前沿生物学技术,就算是目前被广泛研究和应用的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也仍然有许多根深蒂固的风险没有得到解决。”

  “这些接受了基因编辑的孩子,他们身体内携带的、被修改过的基因,将会慢慢融入整个人类群体,成为人类基因库的一部分。这里面当然也包括可能被基因编辑操作脱靶误伤的那些基因。从这个角度说,这项基因编辑操作的最坏风险是不可控的。人类可能需要很多年、很多代才会发现其后果。”

  最后,王立铭指出,“在我看来,招标代理强大的基因编辑技术进入人类世界,帮助我们战胜病痛,甚至是让自己更健康,可能都是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但是这项技术的边界到底在哪里?这项技术打开的到底是潘多拉魔盒,还是阿拉丁的神灯?在今天这个注定要永载史册的日子,我请你和我一起好好思考。”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国内临床上尚不允许对胚胎进行基因编辑,但可以采用第三代试管婴儿对胚胎进行筛选,从而防止遗传疾病传递到下一代。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2001年开始第三代试管婴儿,目前已经做了1000多例。浙大妇院IVF(体外受精)实验室主任叶英辉研究员说,“我们不是帮患者做出一个完美的婴儿,而是尽量避免有遗传问题的婴儿出生。”

  在进行辅助生殖技术之前,医院都会检测夫妻双方的染色体情况,并询问家族病史。如果存在染色体异常或者家族遗传疾病,才会建议采用第三代试管婴儿。

  叶英辉向记者介绍了剔除缺陷基因的全过程:体外受精后第3天,胚胎进入早分裂期,形成8个卵裂球;第5、6天,胚胎进入分化期,形成内细胞团和滋养层细胞,两者分别是胎儿和胎盘的前身。

  遗传学分析和基因检测,一般通过卵裂球或滋养层细胞活检进行。针对两种情况:一种是染色体病,比如大家熟悉的小儿唐氏综合征,就是体内21号染色体比正常人多了一条;另一种是单基因遗传疾病,如血友病、白化病、耳聋等。医生会剔除掉携带这些疾病基因的胚胎,挑选出正常的胚胎植入母亲体内。

  而有一些遗传性肿瘤,虽然携带某些基因会增加患病风险,但不存在完全的因果关系,这成为第三代试管婴儿临床上较有争议的一点。

  叶英辉说,第三代试管婴儿虽然能避免将遗传性疾病传给子代,但由于在体外多了一个胚胎活检步骤,相应的风险也会随之提高。如果进行基因编辑,那潜在的风险就更加难以预测。

  浙江大学医学院精神卫生中心(杭州市七医院)精神心理疾病早期干预科的王奕權副主任医师从基因技术、社会学、伦理学等层面进行了分析。

  从家长的角度出发,谁都想生一个聪明健康的宝宝,其实临床上为了实现优生优育也采用了一些基因技术,比如产前检查中的基因筛查,可以明确胎儿患某些先天性疾病的风险,从而尽可能减少对父母与孩子的伤害。要是能通过更先进的基因编辑技术将把关的时间点前移,或许可以将对父母和孩子的伤害降到最低。

  如果纯粹从预防疾病来看,其实大家都能接受,主要还是担心技术越来越进步,以致破坏“自然法则”,将来的某一天可实现“定制完美宝宝”,而享受高精尖技术必定得支付高昂的费用,那么就会牵涉到社会公平。

  从社会伦理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家长孕育下一代的底线是生一个自己的孩子,遗传学看来,孩子的基因主要来自父母,如果一个孩子的基因跟父母的差异很大,从伦理上来说这孩子已算不上是这对父母的孩子,试问有多少人愿意接受花费重金和精力生一个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呢?更何况,基因编辑技术存在的风险不可预测,因此,相信绝大多数人会理性、慎重选择。

  另外,王奕權觉得,对于遗传疾病,大家也不必过分悲观,无论是健康还是疾病,都是各自独有的存在形态,社会本来就需要生命多样性的存在。就拿精神疾病来说,梵高有精神病,假设在他出生前被消除了精神病基因,或者出生后做基因治疗,还会有画向日葵的梵高吗?所以,在如今还没有办法能很好地事先消除疾病的情况下,请大家坦然面对,相信每一个生命都有其存在的特殊意义。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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